對外經貿關係是台灣生存與發展的命脈,無論從南北向貿易的海洋性經濟觀點,抑或東西向貿易的大陸性經濟觀點,應該都不能否認台灣勢必得走向海島型開放經濟。無法操之在己的TPP難得成為朝野拚經濟的共識,但可操之在己的自由經濟示範區,卻持續在立法院初審備受折磨,歷經政黨輪替後是否受新執政者關愛,當中過程確實耐人尋味。筆者想對朝野殊死鬥的祭品──自由經濟示範區,反思幾句公道話。

自由經濟示範區最早的發想者是前副總統蕭萬長,其倡議台灣未來經濟定位應該是融入世界貿易體系,貨暢其流的「自由經濟島」。尹啟銘版本或管中閔版本對自由經濟示範區的政策規畫雖有所差異,筆者認為兩位經建會主委都有想藉此方案啟動台灣下一波的經貿自由化,迎合未來加入TPP或RCEP自由貿易協定的條件,然而卻引發諸多爭議,最後竟未能通過立法。自由經濟示範區預計先做局部性開放,在示範區先試先行,被認為或可成為FTA簽署進展緩慢的解套,馬政府喻為TPP前哨戰的自由經濟示範區,卻成為朝野的殊死鬥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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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經濟示範區以「高附加價值的服務業為主,促進服務業發展的製造業為輔」為原則,選定智慧物流、國際健康、農業加值、金融服務、教育創新等經濟活動,做為示範創新重點。尤甚,考量某些產業的營運特性,無法以實體區隔的方式進行示範,也可透過指定試點的方式試行相關制度的開放。自由經濟示範區政策胎死腹中,讓地方政府失去一次盤點地方產業聚落發展的契機,包括六海一空自由貿易港區,包括:台北港、基隆港、蘇澳港、台中港、安平港、高雄港、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以及屏東農業生技園區。地方政府對於內需帶動經濟成長的敏銳高過中央政府,示範區若將政策資源下放,充萬華二胎 分賦能地方政府自主管理權限,示範區政策績效說不定也能大放異彩。

《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之所以惹起政治爭議,筆者認為有3:首先,原先政策規畫太過包山包海,過多的政治攻防導致自由經濟示範區難免失焦;其次,不需設置實體示範區,服務業的先試先行亦可,透過示範區引進新興產業,以投資、內需帶動經濟成長;第三,法規工作太過繁複,在原先的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加強即可。

理性思考自由經濟示範區設置之初衷,主要乃因應全球經濟自由化的挑戰,自由經濟示範區既然是向全球開放,也可作為因應巨型貿易協定影響的緩衝。倘若對於自由經濟示範區過度集中單一市場有疑慮,筆者建議可以將示範區的政策規畫及政策設計,大膽地引入公民對話機制,讓公民監督力量成為制?中央、地方執政者偏差的第三種力量。

(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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